北方许多地区已经迎来了今年的初雪，但得益于高速发展的生鲜贮运、物流技术，人们仍然可以在严冬里品味来自南国的甜蜜。吃着香甜丝滑的“固体版杨枝甘露”、风味独特的榴莲千层时，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、贯通陆海丝绸之路的佳话。究竟哪些水果算是“郑和优选”？是近年来成为餐桌新宠的榴莲、菠萝蜜，还是较早为人熟知的菠萝、芒果？
清 雀笼式钟 笼顶有数个菠萝形装饰
清 任伯年《菠萝菊蟹页》
“果王”榴莲何时驾临中土
说到热带水果，榴莲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之一。在它的主要产地东南亚，榴莲被誉为“果王”，以浓郁的特殊香味、宛如奶酪的口感，赢得众多人的喜爱。现在，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，“榴莲热潮”不断升温。
在民间传说里，榴莲被列入“郑和优选”之首。相传在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时，船员们品尝了这种闻着臭、吃着香的特殊水果，个个流连忘返，郑和催促再三都舍不得登船离去，郑和便以“流连”的谐音为它命名。
其实，郑和船队虽然吃到了榴莲，但这个名字还真不一定是他们取的。在郑和船队中负责“通事”——翻译工作的会稽人马欢，曾随船队三下西洋，足迹涉及20个国家。在他所著的《瀛涯胜览》一书里，提到了在南洋所见的奇怪水果：“有一等臭果，番名赌尔焉（一作乌），如中国水鸡头样，长八九寸，皮生尖刺，熟则五六瓣裂开，若烂牛肉之臭。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，甚甜美可食，其中更皆有子，炒而食之，其味如栗。”不难看出，这种闻着像烂牛肉、吃起来甜美的水果正是榴莲。“赌尔焉”是马来语的音译，可见当时还没有“榴莲”之名。马欢还提到了在南洋有“果后”之誉的山竹，用马来语称它为“莽吉柿”：“莽吉柿如石榴样，皮内如橘囊样，有白肉四块，味甜酸，甚可食。”今天，莽吉柿仍然是山竹的中文正式名。
榴莲虽然美味，却难以保存，一旦成熟就需要尽快食用。特别在冷链保鲜尚不发达的古代，一旦在海上长途运输，只能迎来腐坏的命运。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较高，只适合高温高湿的热带气候。所以，郑和船队纵然“流连忘返”，也无法将榴莲成功带回国内，更难实现引种。这使得长期以来，榴莲都在国人心目中披着神秘的光环，成为特有的南洋意象。作家郁达夫在海外吃到榴莲后，只能在文中尽量用常见的物品来打比方：“榴莲有如臭乳酪与洋葱混合的臭气，又有类似松节油的香味。”现在，随着我国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，海南、云南等地正在推进国产榴莲的规模化种植，让更多人实现“榴莲自由”。
菠萝菠萝蜜，谁先到中国
名字相近的菠萝和菠萝蜜，对产地之外的大众来说，似乎也有“亲疏之分”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在市面上出现得更早、相对更常见的菠萝，可能是我国原产或者比较早传入的水果。菠萝蜜应该和榴莲一样，是近年来从东南亚进口的水果。其实，二者来到中国的顺序恰好与这一观点相反。
菠萝蜜在学界的正名是“波罗蜜”，来自梵语“到彼岸”的音译。它原产于印度，在当地的栽培时间达3000—6000年。菠萝蜜的外形和榴莲颇为相似，果形硕大，但果皮上不像榴莲长满尖刺，而是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小凸起。不过，这仅仅是巧合，它们并不是“亲戚”。在植物分类学里，菠萝蜜属于桑科，榴莲属于锦葵科。和同为桑科的桑葚一样，菠萝蜜的果实也是由许多个独立的小果实聚合长成的。
菠萝蜜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，据传可以追溯到南朝萧梁时期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著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述：“波罗树，即佛氏所称波罗蜜，亦曰优钵昙。其在南海庙中者，旧有东西二株……萧梁时西域达奚司空所植，千余年物也。他[处]所有，皆从此分种。”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称，达奚司空是菩提达摩的弟弟。岭南民间流传，达奚司空因为游览南海庙误了时间，没能赶上回家乡的船。他终日站在海边，手搭凉棚眺望，直到与世长辞。当地人特意在庙里为他塑像奉祀，南海神庙因此得名“波罗庙”，祭祀海神的“南海神诞”仪式亦称“波罗诞”。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游览南海神庙时，特为达奚司空赋诗一首，但将此人的来处误当成了暹罗：“司空暹罗人，面手黑如漆。华风一来觐，登观稍游逸。戏向扶胥口，树两波罗密。欲表身后奇，愿此得成实……”其实，南海神庙的两棵古菠萝蜜树并不是我国唯一的菠萝蜜起源。元明时期，关于菠萝蜜的记载大幅度增加，它们自南亚、东南亚漂洋过海，引种到中国的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台湾等地。
菠萝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，正名“凤梨”，还有露兜子、黄梨等别名，约在明清之际由葡萄牙传教士从巴西带到澳门，扩散到岭南各地种植。因为果实顶部的叶子形如凤尾，果肉口感有点像梨，得名“凤梨”。清代《台湾府志》里，形象地描写这种特产水果：“凤梨通体成章，抱干而生；叶自顶出，森若凤尾。其色淡黄，其味酸甘。”由于凤梨和菠萝蜜外形有点相似，“菠萝”的名字也逐渐用在它的身上，《闽杂记》记载了当时闽台地区的说法：“波罗蜜，天波罗也；黄梨，地波罗也。”“天”与“地”之名，可能和这两种水果的植株高度差异有关。
有趣的是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人想象里，菠萝这种稀有的水果竟一度成为“中国风”的象征。17世纪中叶，荷兰旅行家约翰·纽霍夫跟随东印度公司使团访问中国时，画下了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图像，塔顶的黄金宝顶被他画成了一只金菠萝。随着纽霍夫的游记的流传，菠萝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“中国元素”。在18世纪欧洲外销中国的钟表上，常常装饰着菠萝造型的饰件。不过，不熟悉岭南水果的清宫工匠把菠萝纹样当成了“西洋范儿”，又将它加回到仿制的钟表上。
西天取经上大路,带回芒果到这里？
在植物界，芒果的正名是“杧果”，但人们习惯写成“芒”。传说它来到中国的时间比“郑和优选”还要早，是唐代玄奘求取真经时一并带回的。这么看，芒果是不是可以叫“唐僧优选”？
的确，芒果和佛教颇有渊源。印度次大陆的东北部是芒果的主要起源中心，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。汉译佛经中，芒果有着庵摩罗果、庵罗果、庵波罗果等名字，相传佛陀曾在庵摩罗林里讲经说法，还以庵摩罗果来作各种譬喻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我国古人对这种陌生的水果只闻其名，不知为何物。
魏晋时期，“天竺幻术”跟随着佛教传播的脚步来到中土，令观众眼花缭乱：“植枣种瓜，须臾之间皆得食之”。这种魔术在印度叫“现结芒果”，魔术师模仿佛经中记载的佛陀神通，将芒果核变成结有芒果的小树。但在中国操作时，作为道具的芒果就无法保障了，只好换成本地水果。
唐贞观年间，高僧玄奘西行求法，在印度终于见到了芒果的真面目，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描述：“庵波罗果，见珍于世。”还有说法称，玄奘记录的是“庵摩勒果”，也就是俗称油柑的余甘子。但是，玄奘即使带回了芒果的种子，仍然无法栽种。和多数温带水果的种子不同，芒果种子有着特殊的“顽拗性”，在干燥的环境中很快会丧失活性。即使偶然有特例，长安也不具备种植芒果的条件。
芒果真正在中国开展引种，已经到了明嘉靖年间。《广东通志稿》载：“芒果，种传外国，实大如鹅子状。生则酸，熟则甜。”台湾是我国重要的芒果产地之一，据说是在荷兰侵占台湾期间从南洋引进的。《台湾县志》称：“种自荷兰，或云自佛国传来，或云红毛人从日本移栽者。”闽台地区在明清时期称芒果为“檨”或“番檨”，因为芒果在当时属于珍品，人人羡慕，故得此名。
在清代，即使是九五至尊也难以吃到新鲜芒果。康熙年间，闽浙总督满保向皇帝进贡台湾土产芒果，但由于鲜果不易运输，腌渍后又不好吃，最后只能送来小瓶装的芒果干，康熙给予“乃无用之物，再不必进”的答复。满保还向康熙进贡过种在桶里的“番檨秧”和“黄梨秧”，也就是芒果和菠萝的植株，在当时的北京也是无法成活的。所以，宫里的“小主”们，根本无法想象杨枝甘露的滋味。
总的来说，热带水果传入中国并非一人之功，而是千百年来中国与众多国家密切交流的成果。但换个角度看，正是因为郑和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、南亚地区之间的航路，推动彼此的交流日益密切，才让更多的异国物产进入国人的视野。所以，它们还是可以划入“郑和优选”的范畴。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美港通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